与马蒂厄一样，让-弗朗索瓦也认为当今西方社会存在对生命本质的迷失和价值偏离的现象。让-弗朗索瓦在分析这个原因时说，由于西方“过分相信了历史的进步，相信了革新的效能”，试图以一种“简单历史发展带来的集体主义的和政治的解决办法的极度信仰”，来包办“一切与人有关的问题”，但现实的“种种事件”，尤其是二十世纪“相当暗淡”的历史，否定了这种“对进步的自动性的信仰”。另一方面，从十七到十八世纪开始，西方哲学“通过它所参加的与在十七世纪刚刚诞生的近代科学的对话，越来越朝向纯认识”的方向发展，又因对“知识”、“科学”的过分推崇，甚至迷信，而放弃了“对智慧、对内心和平的追求”，忽视了自身的精神生活以致使生命得不到贞定、人生的意义得不到提升。

根据让-弗朗索瓦的分析，正是因为西方文化存在“这种欠缺”，整个社会“由于个人道德伦理和智慧的丧失（所）留下的空白”，才使“佛教进入西方”，受到世人的关注和重视。用他的话说，即“一种新的对精神智慧的欲求解释了西方近来对佛教的兴趣”。中国有句老话，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对于一个有理想的人来说，谁都不愿意长期落在物质器用上讨生活，而使精神生活变得越来越单调、贫乏。毋庸赘言，让-弗朗索瓦完全是持肯定的态度来看待佛教进入西方的意义的，他曾引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尔诺德·汤因比的一句话，“二十世纪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也许就是佛教到达西方”来表达这个意思。当然，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理念，让-弗朗索瓦对佛教的接受程度及佛教今后在西方进一步发展所提的要求与马蒂厄是有所不同的。

三、对话的理性基础及佛教所面对的问题

从对话双方所持的理路中我们可以看出，马蒂厄主张以直观的、体悟的、经验性的方法追求人生的真谛和生命的价值，乃至以此方法去认识、把握佛教思想。而让-弗朗索瓦则是用历史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方法，即所谓科学的方法论来进行思辨、探究佛教生命哲学的特质及其价值所在，并不断地考问佛教存在的理性基础。从价值理性的立场出发，让-弗朗索瓦对佛教的存在价值可以说没有丝毫怀疑，他认为佛教作为“一种智慧，一种以宽容为标志的哲学”，已经为西方所接受，其对西方社会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但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佛教要在西方获得“持久成功”，还需要有一个条件，即“必须要能与西方在科学认识、在政治思考和政治行为方面所作的近两千五百年的巨大投资并存”。为什么这样说？让-弗朗索瓦认为，当今的西方社会，人们已经“从信仰的文明过渡到了证明的文明”，由于前者是纯体验式的，对于非信仰者来说，就难以去了解，无法去接受；而后者注重逻辑的方法，是通过人类共同的理性准则建立起来的规范，具有普及、推广的方便。当然，科学与信仰并非互相排斥、互不相容。“科学带来的进步和对自然规律的了解澄清”，对于我们的理性生活有非常明显的帮助。作为一种文化，公理原则是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佛教也不例外。在一个科学文化为主流的时代，纯经验性、体验式的示演不能令人完全信服；只有依靠理性原则，以公理法则为基础，能够用逻辑演绎的理论，才会使人接受。

另一方面，西方长期以来，在“社会改善和社会中各种关系的改善”上所下的“巨大投资”，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方面所做的努力与取得的成就及经验，对于促进人类的进步和幸福，其积极意义和正面价值是显然的，无疑属于善上缘；而数百年来，有关“人类幸福只能通过社会的一场彻底改造方能实现”的思想已在人们的头脑里“扎下了根”。对生存意义的解决“不再是个人的问题”，“必须整体对待社会”，“个体的道德化和向幸福的过渡通过社会的总体的改造来实现”等思想即使不是全社会的共识，但至少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传统佛教在注重个体精神生活的实践中，在强调内心改造重要性的同时，对整个社会改造的意义似乎有所忽略，这也是不争之事实。所以，根据让-弗朗索瓦的分析，因目前佛教尚“没有完全满足”西方“在这个现象世界里”所存在的条件，故对于佛教在西方能否保持“持久的影响”未能遽下定论。

在本文开头时我们已经指出，对话不是简单地设立一个正方与反方，并以某一方在形式上的取胜为目的通常而言，这其实只是一种语言游戏或智力游戏，往往只是一种卖弄聪明的表演。就以本书中父子俩所进行的这一番深入而广泛的对话来说，以问者身份为主的让-弗朗索瓦，通过“理解、分析和比较”，虽然获得不少“意外发现”，即看到了“佛教的教导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但还是感到“我的交谈者”在介绍佛教时，依然存在不少“没有能够使我信服”的问题；而马蒂厄也没有奢望通过一系列对话就能使西方彻彻底底地折服于佛教的高深、伟大。然而，值得我们思考深究的是，在对话一开始，对佛教进入西方就抱着开放、甚至欢迎态度的让-弗朗索瓦，为什么最终对佛教还是有所保留呢？让-弗朗索瓦对佛教真理所存在的理论基础提出的那些质疑是否合理？佛教与现实社会之间究竟应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此等等，不少问题无疑涉及到了佛教的形而上学部分和它的存在意义等重要方面。

我们认为，当今世界依然是一个科学当令的时代，科学文明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能够为现代社会大多数人所追捧，首先是它给人类所带来的极其显著的物质文明。对于现代物质文明的评判，可以见仁见智。就个人而言，他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以拒绝科学文明。也许，个人在其远离现代文明生活的坚守、执著中，会使生命得到一种彻底的轻松、愉悦，甚至于超脱感，但绝不能因此而否定科学文明对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普遍性的意义和价值。这一点，让-弗朗索瓦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他说：“那种将科学进步导致的物质利益与每个个体都能获得的崇高精神完善相对立的思想，在我看来是反动的。”

其次，科学强调的是公理原则，注重理论的普适性，这种存在形式也的确便于人们的理解、接受，有利于科学文明的推广和普及。毫无疑问，佛教的实践、演示不在理论，生命的究竟解脱惟有自证自悟。但如果佛教“将自己封闭在纯经验性的限制内”，仅仅只有自内证的一路，则其化导之功必然受到限制。体验性的东西毕竟缺乏说服力。“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经验是实在的，但无法替代公理法则。（当然，这并不是说佛教没有“理说”系统，只是长期以来佛教人士自己在这方面认识片面，忽视了对佛教“说理”一面的发扬。）正因为如此，让-弗朗索瓦虽然承认马蒂厄所介绍的那些佛教中特有的现象并非虚构，但却仍然坚持说：“佛教智慧的理性背景在我看来依然是未被证实的和不可被证实的。”而马蒂厄似乎忽视理性的对话形式对双方的沟通所具有的意义，对对话的重要性也没有予以充分的肯定。他这样说：“任何对话，无论它是多么的明朗，都不能取代个人……对事物的内在理解。”话虽然不错，但这正透露出佛教界长期以来对理性原则不够重视的消息。

另外，佛教一贯强调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一己的解脱并非究竟，一切利益众生的事业皆是佛业。海纳百川，对于人类一切进步事业的探究，佛教都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对于世间一切有益于人类身心健康发展的价值系统，佛教都应积极的接纳和吸收。法律、制度、秩序、规则、自由、公正等，毕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理想条件，这些西方长期以来进行不断实践和成功的经验，需要全人类共同去努力和发扬。对此，佛教更没有理由视而不见、不闻不问。

总而言之，不管站在什么立场，由本书的对话所引出的一系列问题，对于旨在促进人类进步的文化工作者来说，对于以慈悲利生为本怀的佛门人士来说，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本文限于篇幅，并不打算就这类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且我认为，有时候能看出问题并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还更有意义。但有必要强调的是，佛教与西方社会的接触、对话过程中，必然会有一番重新的整合；佛教要在西方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佛教要成为现代社会的一支重要的精神力量，也确是有必要进行一番重新的整合。我们认为，这就是佛教面对现实社会所遇到的主要问题，也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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