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道家都有重意轻言的思想倾向。孔子反对“文胜于质”，主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面对弟子中有些人过分注重文饰，他告诫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说对文辞的修饰润泽只要能准确地表情达意就可以了。其后学荀子也以“立名以指实”为其名实之辩的基本原则。道家在这方面走得更远。老子提出绝圣弃智，以求见素抱朴的主张，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善言不辩，辩言不善；知名不博，博者不知”（八十一章），他认识到语言表达对本体境界的遮蔽，因而主张“玄览”，即用直觉去观照，体会那道体本原。庄子更提出了“得意忘言”、“得鱼忘筌”（庄子·达生）的主张，要求人们超越语言表述上的纷披与歧异直接去领悟意义自身。入汉以后，儒家被立为官学，五经为禄利所在，一时发展到极为烦琐复杂的地步。魏晋之际，玄学兴起。王弼注易，一扫汉儒的繁难神秘的象数之学，直透义理，主张“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周易略例·明象）。学术界思想界一时风从，探本求源之学就此兴起，蔚为大观，而大乘佛教的般若空观就是借此玄风而流行中土的。

寺院放生和自己放生区别

大小乘佛教虽同为出世之道，但在表述方式上却有着显著不同。小乘佛教通过繁难复杂的名相概念的分析和烦琐艰深的修行证悟，方始得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结论，这就难免执诸法为实有，执涅槃为真空，使归趣与现实两相分离，使佛教与世俗互相矛盾，只能厌此欣彼，舍此取彼。这种思维方法很难为佛教在现实中找到增长点，其表述上的迂回朴拙也使自身缺乏真正彻底的宗教精神（即其所说之“空”实为“有”之一种）。大乘佛教中最先兴起并借魏晋玄风较早兴盛于中国的是中观派的般若思想。般若学对无常、空的论述不是采取小乘佛教的分析方法，而是从事物存在、发生的条件入手，直接指出事物的当体即空，同时认为涅槃寂静不是脱离现实苦难之后的求得之物，而是用般若智观照诸法当体即空的实相境界，此一境界非言论所及，思虑能到，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这样既排除了小乘佛教在法数分析上的繁复烦难，又弥平了出世间与世间的距离，为大乘佛教即世间而求出世间，不住涅槃而获得清净解脱的修行方式及思想方法提供了论证。

我们知道，佛教早在两汉之际即已传入中土，但其真正大规模地涉入中国人的思想世界是在晋室南渡之后。其时玄学之音高唱入云，玄风畅通。小乘阿毗达磨以名相分析见长，般若空观主张当体即空，所以小乘佛教不仅不能深契于中国固有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未能与时风相契合，而大乘般若学却深受中国士人的青睐。在罗什来华之前，不仅出现了六家七宗的兴盛局面，而且义学名僧与玄学名士共入一流，形成了佛玄合流的情形，并以此为契机，中国佛教走上了以大乘为主而兴盛发达的道路。

三、儒道心性论通过对本心本性的探讨为成圣进行论证，这与大乘佛性论众生有性的思想极为相契，而与小乘佛教只许一人成佛的观点差异甚大。

儒道思想中具有丰富的心性论内容。儒家思孟学派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出发，认定人性本善，如能充养此心本具的善端，就能成为尧、舜这样的圣人。荀子一派虽以人有耳目口体之欲认定人性恶，然而他也同孟子一样十分重视心官的思虑作用，以心有义理之好，故能亲近师法之化而改恶向善，所以他也认为“途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庄子以真人为理想的人格，并认为人人皆具有真性，只要不以好恶欲乐、毁誉去损害它，不以人为的事为造作去违背它，就能成为“博大真人”。由此可以看出，儒道两家心性论的基本特征就是把成就最高理想人格的根据内在于人心本性之中。

佛教大小二乘均有着丰富的心性论思想。小乘佛教从染净的角度上谈论心性，以为转染污之心为清净之心，就可以超凡入圣。但小乘佛教不讲众生皆有佛性，而以佛性为佛独有的殊胜之处，是佛界与众生界的区别所在，除佛一人而外，余人皆不得有。大乘佛教则不然。它将佛格本体化。称三世十方遍有沙数佛，又称众生有佛性，作为众生修行成佛的内在根据。大乘佛教把远离世间而修行苦修、追求即身入灭以证罗汉果的佛教僧人贬为小乘，而把自家教化众生的六度之行称菩萨道。由此可见，众生有性是大乘菩萨道自觉觉他，成就众生，净佛国土以求最后成佛的理论基础。

儒家心性论关注善恶，要求改恶从善，实现修齐治平；道家心性论重视真伪，主张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尊重自然萌发的自由意愿；佛教心性论关注染净，主张转染成净，超凡入圣。此其大异。然就同为理想人格寻求心性依据而言，又大体相同；就最高的理想人格普遍于众生心性而言，大乘佛教与儒道思想有较多的共同之处。是以当刘宋之世，主张“众生有性”的涅槃经译传改治之后，一时传弘甚盛。那些受过儒道思想熏陶的义学僧人于此如睹故物，似曾相识；而其在传播中也极顺适于中土世人的思路，人们有意无意地将其置于儒道思想的背景之中对之进行创造性的解读，使其转变为中国化的佛教心性论。

四、儒道两家均有评判学术，容纳吸收不同的思想以丰富发展自身的传统。中国的义学伪人将此传统带入佛门，促进了中国大乘圆教思想的形成。

儒道两家均是在融 和吸收多种学说和思想中形成和发展的。孔子序诗书、修礼乐、赞周易、作春秋，集上古三代文化之大战，创立了儒家学派。孟子自谓“知言”，即是自许有对当时学术进行批判和评价的能力。荀子有非十二子、解蔽之作。如果说孟子在学术批评中较多地突显了儒家特色的话，荀子则较多地吸收了道家、法家和名家的学说。入汉以后，儒学定于一尊，立为官学，董仲舒等在儒学的框架中纳入刑名、法术、阴阳、墨等学说，建立了庞大而繁杂的新儒学。于汉初一度兴起的道家黄老之学也是在融合了儒、墨、名、法的精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司马迁在谈到自己的著述抱负时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太史公自序），这种纵包古今，横弥六合的学术气概，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学术传统，反映了中华智慧必欲极广大而尽精微的宏大气魄。

儒道思想这种融括诸派、自成一家的优良传统，被义学僧人带入了佛学的殿堂。中国僧众既以慈悲弘誓救度众生的热肠和坚毅选择了大乘菩萨道，以成就佛格自我期许。他们对历史上形成的各种佛教流派进行了批评和分析，形成了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判教运动，并在此判教过程中形成了大乘圆教思想，即以一种由中国僧人独创的教义作为最高的理论标准，将各种佛教理论统 起来，系属其下，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佛学体系。天台智者所谓的“张大教网，总法界海，漉人天鱼，置涅槃岸”（法华文句卷一），集中体现了中国僧人宏大的学术气魄。他对传入的各种佛教经典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对各种判教学说作了系统的考察，建立了五时八教的判教体系，对一代佛教判 罄无不尽，反映了中国僧人在建构圆教思想体系方面的高超智慧和卓越才能。也就是说，中国僧人不仅在传入的大小乘佛教中选中了大乘佛教作为信修的依据，而且还嫌这种大乘不够大，为此而建立了一种真正能等法界、遍虚空、尽十方尽皆成佛的大乘佛教，这种佛教还将原有的各种佛教思想作为自己的“眷属”和“侍卫”，作为达到自身最高目标的必要的发展阶段和方便法门而予以充分的肯定。

当我们阅读僧传时，往往看到那些为大乘佛教的弘传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义学僧人，少时业儒，学通六经；既长习道，妙善老庄；后入佛门，穷究内典的经历。这从表面上看来，好象是一个逐步舍弃世俗之学而归本佛教的过程。而实际上，这是一个自儒道思想出发，逐步选择、接受、吸收、消化印度佛教并使其转变为中国文化组成部分的过程。正因为儒道思想与大乘精神有着诸多的对应之处，大乘佛教才得以植根中国，对中国的思想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并因深受儒道思想熏陶的中国义学僧人创立圆教而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

西宁放生应该怎么做,养了三年的鱼能放生吗,2cm的草龟苗可以放生吗的内容，请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