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法师西行取经的途中，遇到一位乌巢禅师在树上坐禅。乌巢禅师告诉玄奘法师，这次取经是能够成功的，“路途虽远，终须有到之日”，但是路上也有障碍，“却只是魔瘴难消”。乌巢禅师随后又说：“我有多心经一卷，凡五十四句，共计二百七十字。若遇魔瘴之处，但念此经，自无伤害。”于是乌巢禅师就给玄奘法师传了这么一部多心经，相关经文在西游记里有，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内容。

这部经是不是玄奘法师从乌巢禅师那里得来的呢？这当然是小说家的笔法，我们不必当真。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玄奘法师西行求法归国之后翻译出来的，时间是唐贞观二十三年（649）。但是在玄奘法师去印度取经之前，汉地就已经有了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传为姚秦鸠摩罗什三藏译）的译本，在时间上至少早于玄奘法师两百多年。现在也有观点认为当年玄奘法师路上念诵的就是这部大明咒经。西游记是明代的作品，但多心经的叫法并不是明代才开始有的。在南昌发现的卷子中，至少有六卷抄写的经卷都把这部经称为多心经。比如本书第二篇南昌石室写本心经选一，尾题即为“多心经一卷”。

南昌写经

为什么会被省称多心经呢，“般若波罗蜜多”是梵文音译，其中的“多”是梵文单词的一个尾音。梵文的prajna音译“般若”，梵文的paramita音译“波罗蜜多”，“多”是ta的音译。这种尾音是读不读都可以的，在巴利文中，这个词汇就不读尾音。如果不读尾音，paramita可以音译为“波罗蜜”。但是中国的一些古人并不懂梵文，他们看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经题的时候，就把“多”乃至“蜜多”与“心”组合起来了，于是以为这部经不妨简称为多心经或蜜多心经。那么进而再探究一下，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省称“多心经”的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篇唐弘福寺沙门怀仁集字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尾题“般若多心经”，可见，从玄奘法师翻译流通此经之后不久，就已经被“多心经”了。这个集字本就是最早的实物证据。现存集王羲之字成篇的心经虽然没有具体时间记载，但从怀仁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集王羲之书迹而成圣教序，刻于长安宏福寺的记载看，心经的集字也当在这个时间。笔者根据本书所收明查昇和清李鸿章写本心经末后百字的附记推测，两个集王本是同时完成并刻碑流通的，圣教序在前，心经在后，以后有缘当另外撰文考证。

2、抄经与改经

佛经的抄写，一向是严谨而虔诚的。本身国家译场制度的严密组织，就是为了保证质量。如玄奘译场，唐高宗于显庆元年（656）特宣敕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经、论，既新翻译，文义须精，宜令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中书令兼捡挍吏部尚书南昌县开国男来济、礼部尚书高阳县开国男许敬宗、守黄门侍郎兼捡挍太子左庶子汾阴县开国男薛元超、守中书侍郎兼捡挍右庶子广平县开国男李义府、中书侍郎杜正伦等，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若须学士，任量追三两人。”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心经书写作品，大部分书写工整严谨，一丝不苟。本书前序言说“纵观人类文化史，恐再无一部经典如心经一般，千百年来，被无数次传抄，且未易一字。”这个“未易一字”其实不尽然。也有个别写本，作了一些自己的修改。这个风气，笔者推断是乾隆首开的。本书所收乾隆书心经两件，辛未年（乾隆十六年，1751）所书乃是传统写法，而到了二十二年（1757）冬月所书心经，结尾的咒语部分，就被改为满语音译字了。

清-乾隆-御笔大士像并心经图纸本

这个写法被清乾嘉年间明王室后裔朱子颚延习了，初读有点令人意外。笔者特别敬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写心经，也将咒语改为梵文音译字，则令人非常吃惊。因为他作为文献学大家，应该知道保持玄奘法师翻译原貌的重要性，更应该尊重译者的著作权。这样的改写，显然与文献学基本原则是相违背的。

王国维心经

而清洋务派骨干、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写的心经，咒语写作“揭谛揭谛，婆罗揭谛，婆罗僧揭谛，菩提婆罗揭谛，菩提萨婆呵空。”大约自己写着写着被咒语绕晕，写得不知所云。这样随意的修改，不仅从佛教角度看是对经典和译者的不尊重，从学术角度看也是有害的。因为极有可能造成佛经传承紊乱，甚至令初学者产生疑惑，那有就大大地违背抄经的初心了。

至于本书编辑的其他优点，如在诸多男性书者之外，特别选取唐清河路氏（南昌石室写本心经选三）及林徽因的宝塔体写经作为女性写经代表，显得周到得体。而对坊间大多不察，直接标称欧阳询书心经，编者特别标注“传”，并在简介中根据开元释教录记载的心经译出年代，认定这件作品为“托名之作”，且肯定其“法度森严，一笔不苟，是典型的欧体，即便托名，亦是佳构。”评价公允，足正视听。欧阳询史载逝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此时玄奘法师尚在印度出席曲女城的辩论大会。至于是托名还是集字，笔者以为尚可再斟酌。

心经已经是整个大般若经的精髓，如果请大家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其核心思想，应该如何回答？弘一大师精妙地用一副对联加以概括：“能除一切苦，照见五蕴空。”这就是从作用（除苦）与本体（照空）两个方面来进行解说，极为契合心经要旨。其实，如果还要再简单说，心经核心就在“大智”（照见五蕴皆空）与“大悲”（能除一切苦）的统一。短短260字还可以再浓缩吗？答案是可以，开篇“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十一个字就是最简明的心经之“心”。如果读以心印心所录百部心经而能明了佛陀大智大悲的济世本怀，相信这才是真正的心心相印。

3、【未来之书】期待读的书：玄奘（马明博著）

书名：玄奘马明博著中华书局2019年06月收入“中华人物故事汇”系列丛书之“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

理由：有关唐三藏法师玄奘的著作已经出版不少，特别是在宗教（佛学）方面的研究著作尤其多。仅就传记而言，由唐慧立本，彦悰笺，成于武周垂拱四年（688）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慈恩传）发轫，到最新的马明博所著玄奘为止，时间跨度长达一千三百余年。从长达十卷的慈恩传到三十五万言的傅新毅著玄奘评传（收入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昌大学出版社2011年，南昌），这些书最大的优点是全面详尽，比如慈恩传，被梁启超誉为“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见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而傅新毅玄奘评传有“玄奘略传”一章，数量只占全书四分之一，全书四分之三都在探讨玄奘唯识学见解，符合思想家传记要求，都足以启人深思。

但是，这些书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实在太艰深而专业。对于玄奘法师，大家映像中多半是西游记里的心慈面软的唐僧，而真实的“民族脊梁”的本来面目却始终模糊。在一般人心目中，玄奘仅仅是“唐僧”、“西游”、“取真经”这些标签。过去，当大家问有没有一些更简洁更明晰更通俗的玄奘法师传记的时候，笔者往往是非常为难的。得知马明博新著玄奘出版的消息，笔者除了兴奋和祝愿之外，更多的是想知道，这本玄奘传与前人之作相比，有什么特点可言？为此，笔者特意同马明博联系，向他请教他写这本书的立意和新意何在？

马老师非常感慨告诉笔者，他接受选题之后，特意到南昌去了一趟。试图在历史遗留的建筑中，感受一下玄奘法师及其所处时代的气息。他说：

走过摩肩接踵的南昌闹市区，告别大慈恩崔嵬高耸的大雁塔，走进郊区的大兴教寺，在玄奘法师墓塔的小院落里，在阳光与树影之间，我徘徊了很久。

在这里，我感受到的玄奘法师，不是奉旨西行的“御弟”，不是骑在白龙马上，由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一路陪伴，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的东土大唐圣僧，也不是面对妖魔时一再怯懦的“小白脸”……那些都不是真正的唐僧！

投影在我心幕上的唐僧，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有现实的悲欢喜乐，信仰坚定，坚毅而隐忍，有抱负也有无奈，更有血有肉，宠辱不惊。

纵观中国历史，这种从庙堂至江湖，普遍推崇一位佛教大师的特殊情况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出现这一情况并非偶然，唐太宗晚年对佛教的态度虽有转变，但并不是佞佛。他对玄奘的褒扬，看重的不是作为佛教大师的玄奘所具有的坚定不移地宗教情感、百折不挠的求真态度、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而是玄奘那足以“欣动人君”的学问、事功、令誉、风仪。整个大唐，都为玄奘的人格魅力所倾倒。佛教文化也通过玄奘及其周围的菁英人物作为中介，得到了世俗文化前所未有的热情回应。“大唐三藏”这个特称，可以说是唐代佛教与政治社会关系的一个见证。明清以降，佛教界缺少的不仅仅是有修有证的大德，同样缺少能代表佛教文化与世俗文化沟通、对话的“义学沙门”。佛教的衰颓，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义学的凋敝。从“大唐三藏”成为玄奘特称这一特殊文化现象来看，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反思那种脱离当前社会背景、脱离社会实际情况，不分对象地片面反对学习经论、反对义理研究，以“泛修行论”取代佛教多闻的优良传统的现象，已成为当务之急！

玄奘西游的故事，由于慈恩传、大唐西域记等文献的完整保留，基本是可以加以复原的。但是，回国后玄奘法师与唐太宗之间的微妙关系，与唐高宗之间的更为微妙的关系，每每有不同解读。马老师为笔者介绍说，他对此是这样认识的：

玄奘取经归来，唐太宗对他的才智非常认可，觉得他堪任宰相，多次劝他还俗。玄奘不为所动，他婉拒道：“如果让我还俗，好比把一艘船搬到陆地上，那就无法发挥船的作用啦！我愿终身行道，以报国恩。”

玄奘不忘初心，巧妙周旋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中。当时，有人说他谄媚皇室。玄奘感慨说：“乘泛海之舟才能远致千里，如附松之萝才能长高万寻，我以‘光大佛法’为己任，取得帝王的外护，是使佛法昌盛的因缘啊！”

被玄奘大愿大行所感动的唐太宗写下大唐三藏圣教序，并同意将这篇序文置于玄奘所译的所有佛经之首。一时，上至朝廷世家，下至贩夫走卒，都以信仰佛教为荣。

唐高宗继位后，在佛道之争的漩涡中，玄奘请旨远离长安，移居位于南昌玉华宫，专心翻译大般若经。当时，他的身体出现健康问题，他将两代皇帝赐予的宝物全部拿出来，用于斋僧、供灯、印经、放生、造普贤像，以求兴福延寿。弟子窥基问：“和尚历来教人接受无常，看淡生死，今日何以至此？”

玄奘说：“贱躯微命，向来不惜。我这样做是为了今生不留遗憾，顺利地把大般若经译完。”

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玄奘小心翼翼地闪展腾挪，为翻译佛典谋求空间。他为译经事业耗尽了最后一滴心血，直到油尽灯枯。

玄奘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化解佛教各宗派之间的分歧，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佛法修学体系，他翻译佛经，以“阿毗达摩”为大地，确立修行的基础与入门的路径；以瑜伽师地论为树干，调和佛教大、小乘乃至大乘内部的不同见解与纷争；以大般若经为果实，导向佛陀的究竟智慧。

对于马明博的这些论断，笔者大部分表示赞同。特别说“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玄奘小心翼翼地闪展腾挪，为翻译佛典谋求空间”，实在是非常生动的描述，符合历史事实。也有一些地方笔者觉得可以进行补充。比如唐太宗欣赏玄奘法师的学问事功，最初只是看重他对西域情况的熟悉。贞观十九年一月（645）玄奘法师抵达长安，二月到南昌第一次会见唐太宗时，太宗立即要他叙述西游经历，而编写一部西域传，详细介绍西域地理人情风俗信仰等，甚至邀请玄奘法师随军征打辽西，被玄奘法师婉拒。唐太宗于是将玄奘法师安置于长安弘福寺译经，由朝廷供给所需，并召集各地名僧二十余人相助，分任证义、缀文、正字、证梵等职，组织了规模完备的译场。六月译场告成，随即开始译经，创译菩萨藏经、佛地经等四部经论。到贞观二十年（646）七月，共译完五部五十八卷。特上奏唐太宗，请“题制一序”，此时，由玄奘法师口述，门人辩机法师笔录的大唐西域记也告完成，呈送唐太宗。但是，太宗回复玄奘法师说：“朕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能仰测？请为经题，非己所闻。又云新撰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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