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版本的十王经图中此幅描绘的内容更丰富些，让作“十王供”的亡属明白，折腾了三年，转世做牛马的概率还是很大。怎么办？只有下次多投入些家当吧。但这次也不是全然打了水漂，起码是变成王时关进铁城地狱的都放了出来，投生去做牛做马了。

这些图和赞，与十王经本文不尽相合，说是曲解本经，倒不如说是把本经的意图表达得更露骨，所以实际影响也比本经更大。

三

由于十王与传统的冥府系统架构不能合榫，偶尔一现的十王故事也与十王经的叙述多有牴牾。南宋无名氏鬼董卷四有一则云：汕尾有一杨妪，死后托梦于女儿，携游冥府，“望殿上十人环坐，仪卫尊严，曰：‘此十王也。我以生前功德，故能出入其后宫。’”十王在十王经中分据十殿，不知为什么却想象成十王坐成一圈的可笑状。而洪迈夷坚甲志卷六“俞一郎放生”条，说俞一郎于绍熙三年为二鬼卒勾入冥府，“望殿上十人列坐，著王者之服。问为何所，曰：‘地府十王也。’判官两人持文簿侍侧。俄押往殿下，检生前所为。王者问：‘有何善业，可以放还。’”此时十王不是环坐，而是像庙里泥胎似地并排而坐。每王有两个判官侍侧，这就成了十王身后再挤进二十个判官。这种集体办公的格局显然与分期“检斋”极不相称，便只有做出官府审案的样子，而且只能是一王受理，其他九王旁观。可是如果来了十个犯人，难道十王各审一犯，岂不乱成一团？而夷坚丁志卷十五“聂进食厌物”条，则言人聂进为青衣人引入冥府，“见三人皆王者服，据案坐”，不说殿上只有一王，是怕人误以为阎罗王只有一位，但也觉得十王坐在一起太挤，便像“三堂会审”似地来个三王并坐。由此可见，十王之说不但为缙绅先生所不道，就是老百姓也不肯用心地编个能说得较圆的故事。

以我之见，十王经尽管在几十年内改变了幽冥界的格局，但并没有做到真正的深入人心。老百姓对十王也许充满了畏惧，但绝对没有什么好感，也不指望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对亡魂的怜悯和宽容。老百姓能做的只是按照十王供的仪式乖乖地甚至麻木地掏钱而已。

十王的名号大多是凭空结撰。南宋沙门志磐所编佛祖统纪卷三十三曾经想从典籍中寻找一些根据，以证明十王经不完全是胡编滥造，结果他从藏典中考出了六个。但其中三个即五官王、初江王、秦广王，志磐所引的证据都出自夷坚志和提谓经，而这两本书都是晚于十王经几百年的。用宋代的书来考察唐末五代的称呼，算是本末倒置。剩下的三个即阎罗王、平等王和太山王，倒是言出有据，可是平等王是阎罗王的意译，而太山王则是由太山府君变来，也就是说，这三位其实就是一个人，和美猴王又叫孙悟空和齐天大圣一样，这样一来，十王经让一个阎罗王占了三把交椅。不信十王之说的鬼董作者指责说：“转轮王王四天下，盖人而几于天者，亦非主冥道，乃概列于十王！”此处说的“王四天下”者即“转轮圣王”，见于阿含经。十王经袭用其名而去掉“圣”字，以用来形容第十殿阎罗其职为“转”六道轮回之“轮”，也算是“言之有理”，但转轮圣王与冥府毫无关系，所以也不能说他是转轮王的前身。后来也有人对十王名号试作解释，说“宋帝王”是指宋朝之帝，“变成王”又作“汴城王”，是宋都汴京，“初江王”是指冥中的奈河，这些也能说通，但所证明的只是十王名号是胡编而来，与佛教无关。

至于最要紧的问题，一个阎罗怎么就会变成了十个，当然也不是没人考虑。大约是当时有人把地狱“十八小王”做为“十王”的起因，于是鬼董的作者发出质疑：

知见所不及，当以佛言为信，佛所不道，决无是也。佛言琰魔罗盖主捺落迦（即地狱梵名）者，止一琰魔罗王耳。阎罗盖琰魔罗之讹也，馀十八王见于阿含经，名皆梵语，王主一狱，乃阎罗僚属，义不得差肩。十王之说，不知起于何时。

按：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七“地狱部”引问地狱经及净度三昧经，言阎罗王出身：

阎罗王者，昔为毘沙国王。与维陀始生王共战，兵力不敌，因立誓愿为地狱主。臣佐十八人领百万之众，头有角耳，皆悉忿怼，同立誓曰：“后当奉助治此罪人。”毘沙王者，今阎罗王是。十八大臣者，今诸小王是。百万之众，诸阿傍是。

问地狱经亦云：“十八王者，即主领十八地狱。”则此“十八小王”者，或可为中国“十八层地狱”之原始，却不能与阎罗并列。

佛经中还有“五阎罗”之说。法苑珠林卷四十八引阎罗王五使经，云阎罗本为一人，及人死当堕地狱，阎罗“为现五使者而问言”。但此说依然不能看作十王的起因，因为这是阎罗王分五次现出五个不同模样的使者身，并不是同时分身为五使者。

此外佛经还有“双王”之说。翻译名义集卷二释“琰魔”：“亦云阎魔罗社，此云‘双王’。兄及妹皆作地狱主，兄治男事，妹治女事，故曰‘双王’。”

阎王既可有二，有五，那也不妨有十。这些都是阎罗不拘一位，未尝不可以作为生出“十王”的一个缘由，但却解释不了十王出现的根本原因。

明人王逵在蠡海集“鬼神类”中言：“佛、老有地府十王之说，盖即十干之义。其五称阎罗最尊，位配戊土居中故也。”我真想不出天干之十与地狱十王之间有什么联系，阎罗戊土居中，那其他九王怎么与五行相配？除了王逵的梦话之外，清末人俞樾在右台仙馆笔记卷一中又有一段“鬼话”：“阳间盛传十殿阎罗，此唐制也。唐分天下为十道，故冥中亦设十殿。”然后俞樾自己又质问这个故事中的鬼：“考唐太宗分天下为十道，开元二十一年又分山南江南为东西道，增置黔中道，然则唐制十道为时不久，中叶以后，冥中又当增置阎罗矣，何仍止十殿也？”

王逵、俞樾并不是迂士，但他们所以说出这些梦话、鬼话，不是因为一时蒙昧，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过早已失传的十王经，所以也只能在“十”字上胡猜。另外，他们也许和宋代以来士大夫一样，压根就没想认真对待十王之说，只是随便那么一想就写下来了而已。

四

其实十王之谜的答案，就在十王经本身之中。十王经的核心就是“十王检斋”，而谜的破解就在这一“斋”字。

十王检斋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头七到七七的“七七斋”。

“七七斋”之说起于瑜伽师地论。法苑珠林卷九十七言人死之后以中阴身投生转世有五种说法：一云“极促”，死后随即转世。第二说是死后须以中阴身住七日，七日后即可受生，不限时节。第三说中阴身须住四十九日方可受生。第四说要随受生之缘，不限时日。第五说依瑜伽论，云：“若未得生缘，极七日住，死而复生。乃至七七日受死生，自此已后，决得生缘。”其说详见瑜伽师地论卷一“本地分中意地第二之一”，其实是综合前四种受生而来，意即中阴身在七日内如遇受生之缘，即入轮回投生。如七日未受生，就再延长七日。如此直到七七四十九日，就没有不得受生的。

“七七斋”以瑜伽论为依据，造出了瑜伽论中所没有的节目，那就是亡者家人可以用钱来解决“受生之缘”，一是时间上可以加速受生，二是受生结果可以选择，比如最好转世到富贵人家，最差也别入畜生道。另外，这钱必须要转换成“功德”，哪怕是直接把钱送给和尚，那也叫功德。功德可以赎罪，可以增福，是既保值又掩去铜臭的佛国“通行货币”。具体到“七七斋”，也就是每七天要做一次功德。如果头七功德圆满，按瑜伽论之说即可受生转世。但转了没转，亡者家人并不知道，二七、三七等等还要继续做下去。和尚自然会告诉你，如果亡人中途转世，剩下的功德就归孝子享用，反正人总是要死的，早晚会用上。

七七斋是佛教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的产物，最早可以追溯到北魏时期。现在能看到的云冈、龙门石窟大至数丈小则数尺的造像，其中有一部分就可能是七七斋的功德遗迹。但七七斋从北魏到隋唐，从来就没有请阎罗王丢掉地狱的本职工作跑来“检斋”的事。

以我的理解，佛教称供养人为施主，所施的功德自然而然地转为施主的业缘，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些功德也自然地转为业报。而安排了“检斋”，正如大官们收受贿赂，还要聘一个管理人员当场拆包，称银子，验成色，那吃相也太难看，恐怕和珅也不屑为此吧。十王经对“七七斋”的一大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就是插入了“检斋”，而且负责检斋的是从地狱里调来的阎罗王。

于是阎罗把地狱的设备和牛头阿旁一干人马都搬到冥府，从十王经图中就可以看出，又是铁狱火床，又是刀山剑树，那些“中阴身”们就在鞭箠驱赶下抱头哭号。而十王经振振有辞地说，是世尊把阎罗从地狱里提调来的，谁也不许表示异议。亡者的家人当然没有异议，只有赶快做功德替死者赎罪添福。如此过了一王又一王，七七四十九天过完，剩下没有投生的中阴身已经不多，按瑜伽经所言，就应该全部投生转世。因此，七七斋即便是由阎罗王检斋，七个阎罗王也就够了，那么因何缘故而非要设十王不可呢？

首先要明确，十王经的宣传重心是什么，也就是要达到什么目的。我认为“十王检斋”只是手段，最初始的目的是推广“七七斋”。不仅因为七七斋才是佛教的东西，而且从经济效益上讲，在四十九天内做完七个斋，要比在一千多天内做十个斋要合算一些。但从北魏开始出现七七斋，几百年来在信众中并没有开拓出多大市场，就是因为它很不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

于是十王经的第二大“改革”就是变七七斋为“十王供”，也就是在七七之后又增加了“百日”“一年”和“三年”的斋祭。这个改革比前一个更为重要，因为它解决了一直让“七七斋”不能扩大中国市场的难题。

依中国丧礼，父母亲去世，既殡之后有几个重要祭日。也就是礼记·杂记所说的“三月而葬”“小祥之祭”和“三年之丧”。

“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在父母殡敛之前的三天内，孝子要“哭不绝声”。既殡之后，孝子思及父母，不分昼夜，哀至则哭，称“无时之哭”。这个“无时之哭”依礼必须在“三月而葬”之后停止，也就是礼经说的“卒哭”，三月之后再“无时之哭”就是非礼了。

大夫、士还应该于“三月而葬”之后行“虞礼”。因为入葬是把父母的形体送出，回来时就要把父母精魂接回，这精魂附于木主之上，虞礼就是立木主于家庙，使其虞安。虞安之后再祭祀亡亲，就只须在家庙或祠堂中，而无须到坟墓之前了。当然这只是祭于庙一派的说法，主张祭于墓的并不理这一套，还是要到坟头上哭祭。据礼记·士虞礼注“士丧三虞”，即士丧父母，要行三次虞礼，以保证亡亲的魂灵确实附于木主之上。三次虞礼之后，距人死也就将近百日了。所以官府给有父母之丧的胥吏放假，就以“百日”为限，过了一百天就应该回衙门当差。这一规矩到唐时修开元礼，索性就定为“百日卒哭”，百日之后必须正常上班，此后就不能想什么时候哭就什么时候哭了。当然上班前或下班后，可以在家里“朝夕哭”。由此可知，“百日”在中国丧礼中是个重要的节目，对于“士”来说，百日之前在家行孝，百日之后就在职行孝。

“百日卒哭”之后的一个重要祭礼就是“小祥”。父母死后的周年忌日，要行小祥之祭，“祥”者，吉也。祭后要“易服”，即把丧服减轻，男子去头，妇人去带，男人再上班就不要戴孝帽子了。吃的也不必那么简易，本来只能喝凉水、啃干粮而不能吃蔬果的，现在可以吃了。如果只是庶民百姓，不严格拘于古礼，则小祥之后，肉食也未尝不可，婚嫁也未尝不可了。但小祥之后仍然是服丧期，不能除丧服，不能参与娱乐活动，而朝廷命官仍然要在家守制。

最后就是“三年之丧”的结束，在亲死之二十五月，也就是第二个忌日之后，先有“大祥”之祭，再间隔一月，即二十七个月之后，又有禫祭。禫祭之后，孝子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当然特别“孝”的也可以庐墓六年，甚至终身麻衣蔬食，那是他个人的选择，不能强制别人也当榜样学习的。不仅在道德上而且在法律上，带有强制性的就是亲死服丧三年，而这“三年”其实是二十七个月，也就两年多一些。“三年之丧”自天子以达于庶人，均须实行，所谓“亲死而致丧三年，情之至、义之尽也”。但实行起来却各有特别的规定。比如天子不能虚位，便以日易月，一天当一月，二十五天后就行大祥祭。对于朝廷命官，三年服丧期间必须离任守制。至于平民百姓，你让他三年不下田，或者下田时也要服孝，那就不仅要饿死，国家也收不上税了，所以“礼不下庶人”。

以上所说的“百日卒哭”、期年“小祥”“三年之丧”，都是写在朝廷功令之中，不执行就是违法的。依佛教之说，七七斋之后亲人的亡魂就已经转世，不管入了六道中的哪一道，已经与孝子无关了。可是不论按朝廷功令还是民间习俗，你在此后的五十天内还要“无时之哭”，然后还要服完三年之丧，否则政府要找你麻烦，乡邻要议论你的品行，给自己的前途造成很大的风险。对于必行三年之丧的官吏及中产以上人家（穷人是不能指望会办七七斋的），他如果要行七七斋，就等于为父母之灵送行两次，死者的魂灵已经在五十天前入了轮回，你怎么才能在一百天后把它再弄回来送进祠堂家庙？所以对一般人来说，自然是宁肯服三年之孝，也不做七七之斋。

所以要想推行七七斋，就必须把它与三年之丧的冲突解决，也就是说，必须按中国丧礼让孝子三年服满，“情至义尽”了，才能让亡魂进入轮回。经过了几百年，僧徒终于明白，这事除了自己妥协之外别无他法，于是“百日卒哭”变成了“百日过平等王”，“期年小祥”变成了“一年过都市王”，而“三年之丧”变成了“三年过五道转轮王”，只是中国的三年只是二十七个月，十王经的三年却是实实在在的一千多天。

这种七七斋向中国礼俗的妥协让步，并非自十王经始。早在七七斋甫一推行的北魏，就与中土丧俗混杂而用。魏书·胡国珍传载灵太后的父亲胡国珍雅敬佛法，年八十死，“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令七人出家；百日设万人斋，二七人出家”。这是七七斋首见于史书，国珍信佛，所以用之。但魏孝明帝为一国之主，百日之祭必不能省，所以只能中西杂用。史官书此，是为特例，也是讥其乱制。又北齐书·孙灵晖传：灵晖为南阳王高绰之师，绰除大将军，灵晖以王师领大将军司马。后高绰被诛，灵晖停废，“从绰死后，每至七日及百日终，灵晖为绰请僧设斋，转经行道”。这也是把七七斋与百日祭混用之例。值得思考的是，这种混用的背景是拓拔氏的非汉族政权。而唐末五代的大混乱中，非汉族军阀及少数民族政权占的份额不小。西北边与中原地区人民的胡汉杂居，风俗的互相渗透，即使不叫“礼崩乐坏”，但汉族礼制确实处在最虚弱的时期。这个大背景就为不伦不类的十王经乘虚而入提供了一定的方便之门。

十王经其实就是对七七斋的“扩容”。以往是偶尔地把中土丧礼与七七斋混杂而用，此时却是在时间上取得同步，并以“经说”的形式固定为规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七七斋与中国丧俗的融合，只不过自欺欺人地免去一些行七七斋的士人的尴尬而已。其实百日、小祥和三年这三个节目，前两个都不那么重要，只要能保证三年之丧即可。但“七七”与“三年”之间相隔一千天，这手脚做得也太马虎了，只好多加上两个节目，于是“七七斋”就变成了“十王供”。中国的冥府里前所未有地出现了十个阎罗王。“七七斋”与“三年之丧”之间的障碍是打通了，只是可怜的亡魂为了满足孝子的孝心，要在冥府中多受两年加三百天的折磨，但这样一来，还算是“孝”么？生前做了“生七斋”就可以在死后立即免罪生天的承诺，不是依然与“三年之丧”相冲突么？这样的悖论充满了十王经，稍有理智的人想一想就会觉得荒唐。前七王之间每王只相隔七天，后两王之间则要相隔七百多天，对这种刻意但又无可奈何的安排，鬼董的作者叹道：“抑何疏密之悬绝耶？当是僧徒为此以惑愚民耳。”

五

愚民也罢，民愚也罢，在唐末全国性大战乱和礼制松懈的大背景下，十王经总算取得了意外的成功。有人喜欢用宗教斗争的成败胜负来解释此类现象，其实并不恰当。十王经的成功并不是佛教在幽冥界的胜利，佛经被歪曲和篡改了，我佛如来成了十殿阎罗恐吓敲榨信众的总后台，佛教本身的形象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哪里有什么胜利可言？而且我怀疑，十王经那么干净彻底地从中国民间消失，不会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其间很可能有某种势力在促使它灭绝，而这种势力最可能的就是正统佛教。

十王经出现之后，阎罗王成了众所周知的冥府主者，那么可以说成是阎罗王的胜利么？也不能。十王经之前，阎罗王和太山府君除了名字不同之外，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尽管带有佛教的倾向，但在审理亡魂罪业上总有个公正的样子。而十王经中的十殿阎罗，审理冥案的功能淡化了，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检斋”，无耻地从信众身上掠夺最大的利益。即便在“十王检斋”从人们生活中逐渐消退之后，在人的心目中，阎罗王的公正性也逊色于他的残忍，“阎罗”“阎王”竟然成了专横好杀没有人性的代名词。

十王经的成功只是一小部分僧徒的成功，他们冒用佛教的名义，其实毫无信仰可言，只是一群利用信众的迷信和愚昧，攫取大量的金钱的宵小之徒。所以这一投机的成功，其兴盛期至多也不过百年左右。至北宋中期以后，水陆道场兴起，并且为士大夫所首肯，十王斋供也就迅速没落以至消亡。至于阎罗王，虽然成了冥界的“长青树”，但作为代价，他已经更彻底地失去了原本不多的宗教色彩。至明代以后，地府十王作为“东岳”和“城隍”的下属标配，成了世俗专制政权的凶恶爪牙。而此时的十王，除了一殿秦广王掌生死册籍，十殿转轮王掌轮回轮世之外，其他八王则分掌八大地狱，再各领十六小地狱，又回复到地狱主者的本职。至于只管检斋的十王，估计在十王经消亡之前就已经被人抛弃了。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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